丑小鸭中学校长:教育,是要让每个生命都有尊严的发展
来源:中国教育报     时间:2022-04-06 14:32:57

1981年,我中师毕业。

那一年,我18岁,一心当老师。后来也如愿以偿。

这一干,就是41年,其中在湖南的公办学校工作了20个年头。41年来,我一直在第一线和学生朝夕相处,摸爬滚打,才终于有了一点底气,可以跟外人说,自己收获了学生本来的样子和老师该有的样子。

我有时候跟人争论“教育”与“教学”的不一样。我觉得,教育,是要让每个生命都有尊严地发展,人是不可以被教育淘汰的;教学,可以是培养专业人才,可以竞争,允许淘汰。

这些年,我创办了四所学校,一所公办,三所民办。都是先有我这个校长,后有学校。我的校长越当越小——从公办到民办,从上千人到几十人,从教育发达地区到教育相对落后地区,从普通学校到“问题孩子”学校。

但有一点我没变过——我想当的是个教育者。如果把自己定位成单纯的教学者,我觉得对孩子们是一种罪过。

我的校长越当越小

2000年11月29日,我向上级提出辞职申请。没等批准,我就擅自离开了工作了13年的校长岗位——现在想起来真的很过分。

离开校长岗位的那天,我没听进去领导的任何一句批评,也没有听进去任何朋友的好言相劝。我执意要离开。我的老父亲对我叹气:“好好的一个铁饭碗,你就这样丢了……但我相信,你已经长大了,你的选择应该不会错。”

那时候,我38岁,已经在公办学校工作了20年。

离开的那一刻,我对培养了我20年的领导说:“不管到哪里,我都不会离开教育。有条件了,我会办一所学校,这所学校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孩子。如果没有办学校的机会,我就一直做个班主任。我的班级,不会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恐惧而失学。”

2011年8月,我办了昆明丑小鸭中学。

这是一所专门接收不适应传统教育、不适应分数评价的“问题孩子”的民办初中。这11年,丑小鸭中学帮助了3000名“问题孩子”。

丑小鸭中学的新生报到,永远比其他学校晚。这是因为,只有其他学校开学了,才有不适应那里的孩子过来。

孩子们不是刚不适应就被送过来的。很多家长都怀有一丝希望:过了一个假期,孩子应该能适应了吧。结果一开学,发现还是老样子。我对老师们说:“家长把孩子送来,不是相信我们,而是他们已经拿孩子没办法了。”

丑小鸭中学的学生来自全国。学校接收学生就像医院接收病人一样,任何一天的任何时候都可能有学生入校。自愿来的学生非常少,很多都是被父母“骗”来的、“绑”来的。如果父母根本无法把孩子送来学校,学校就会在作出评估后去学生家里接孩子。我就亲自接过4个孩子。

有些孩子刚来到丑小鸭中学,非常不适应。我接过好几个新生写给我的信。有骂“詹大年,你不是人”的,有说“詹大年,老子要炸了你的学校”的。我不怪他们。因为这些孩子对学校、校长、老师彻底失去了信任。

因为入学和“毕业”时间都不确定,丑小鸭中学从来没有真正的假期,包括春节。有些孩子根本不适合回家,有的刚入校不久,父母担心接回家后又管不住。

“丑小鸭”的校名是汪叶菊女士取的。汪女士当时是民进昆明市委主委,昆明市政协副主席、昆明市民办教育协会会长。当时,除了汪女士和我,没有一个人赞同这个校名。有些家长故意绕过“丑”字,说成“小鸭学校”。

汪女士不管这些,她说:“多有诗意、多有期盼的名字呀。”“丑小鸭”的存在是个绕不开的事实。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呢?我曾说:“‘丑小鸭’长大后是要飞向蓝天的,‘小鸭’长大后只能变成烤鸭。”

在办丑小鸭中学的11年里,我遇到过几次绝境。有同行的误解以及经济上的寸步难行。我的核心团队一直不离不弃,我们搀扶着走到今天。他们,是我最大的力量,也是我永远的愧疚。

或许是因为小时候在农村“活命”的经历,我不惧怕困难,也不承认失败。只要是自己追求的,爬到终点或者死在路上都是另一种成功。

路是对的,总有人会走。只是先行,何来失败?

“问题孩子”与“问题孩子他爹”

2018年9月,李镇西老师第一次来到丑小鸭中学。他问我:“你明目张胆地说丑小鸭中学的学生是‘问题孩子’,你不认为这是给学生贴标签吗?”

我回答:“对这类学生,有很多说法,比如‘后进生’‘差生’‘双差生’‘问题学生’‘不良行为少年’等,其实都没有本质区别。‘问题孩子’是存在的。这是一个客观事实。我们只有承认这个事实,才可能去面对它,研究它。再说,‘问题孩子’的问题不在孩子本身。这怎么是给孩子贴标签呢?”

李镇西说:“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——直面问题才是最重要的。”李老师是我膜拜了几十年的教育家。他的话让我松了一口气。

我一直认为,孩子本身没有问题,是他们遇到了问题,自身没有解决问题的力量,又得不到有效支持,才让他们放弃了自己。

这些孩子遇到的问题,表面上看是学问题,但根源是“关系问题”。

“问题孩子”源于家庭。教育是在具有教育功能的场所发生的,保护、陪伴,是教育发生的根本条件。一些家庭结构不完整,一些父母有人格缺失,这样的家庭就没有教育功能。还有的家庭因为对教育本质的思考和对孩子需求的关注较少,家庭应该有的生活、保护、沟通等功能缺失,家长也就失去了“父母”的资格。当亲子之间的信任关系亮起了红灯,再加上沟通的渠道被堵死,“问题家庭”就制造出了“问题孩子”。

亲子关系本来是天然的信任、依赖关系,但学校教育很可能破坏了这一关系。学校的教育评价服从于利益的设计,分数成了利益的砝码,学生成了教育的手段。这样,关系的核心不再是“人”,而是“利”。如果我们的教育,是站在成年人的利益立场设计的,那么“问题孩子”遇到了问题就不能解决,因为我们的教育设计没有看到他们的存在。

我们所要做的唯一的事,就是帮助他们解决问题。我自封“问题孩子他爹”,是希望弥补孩子家庭的缺失,坚定地做“问题孩子”的保护者。

有记者问过我:“这些年,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?”

我回答:“前20年,我没有‘坚持’,逃跑了。后来的20年,我也没有想过要‘坚持’,不知不觉就过来了。教育,要坚持吗?”

好的教育,要先有好的关系

人因关系而存在。不管哪一类型的“问题孩子”,他们最后的问题都是原生的关系被破坏。当一种关系被破坏时,另一种关系很快会自然构建。或许,这种新的关系,就是我们成年人不愿意看到的。这样,这些孩子就被我们定义为“问题孩子”。

在我看来,帮助“问题孩子”解构或者建构关系,是教育好他们的首要问题。

丑小鸭中学办校的第三年,我给孩子们争取到了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梦想中心项目。孩子们有了电脑室,那段时间,很多孩子成了我的网友。

一天,八年级女生小洁对我说:“詹校长,我们上网时,很多同学会第一时间打开你的网络空间,看看你写了什么。真的,你写的东西是我们想听的。你的话影响了我们,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——我想,能不能把你网络空间的那些话编成书呢?”

“能啊!你去组织。你要我做什么?”我相信这个女孩,她特能干。

我立刻集合了全校学生(其实,也就60多个孩子),小洁首先讲了她的想法。然后,我说:“谁可以当作家呢?大家想想——”我故意卖了个关子,然后提高嗓门,“从队伍里站出来的就可以当作家!”一下子,站出来十几个孩子。

我把这些孩子集合在一起,说:“我给你们一个房间,你们自带电脑。这个房间就叫‘编辑部办公室’。你们自己计划,自己管理。”十几个孩子,选出了两个领导——编辑部主任和办公室主任,分别管编书和纪律。

有一天,我走进“编辑部办公室”,看到墙上张贴着的《纪律要求》:不准迟到,连续三次迟到自动退出编委会;不准玩游戏,打开游戏后,经值班同学提醒三分钟后未关闭者开除。

历经7个月,11次改稿,这本书出版了。从版式设计到签订出版合同,都由孩子们一手完成。书名《丑小鸭校长与白天鹅孩子》,也是他们取的。小洁调侃我说:“因为我们都是白天鹅,迟早要飞走的。只有你才走不了,永远是丑小鸭。”

我们希望孩子们完成自我教育,形成内生的教育力量。为此,我们抓住一切机会,帮助他们达到这个目标。

教室、走廊、书吧、食堂、寝室里都是书。这些书无人管理,想带到哪里都可以。我们的教室别具一格,将120方米,前半部分是上课区,后半部分是“打闹”区。没有黑板,三方全是书写墙。教室里有大触摸屏,老师可以远程上课,孩子们也可以带自己的板上课。我们的课堂也不一样,孩子们毫无恐惧地在墙上乱写乱画,在讲台前叽叽喳喳。教学楼的一楼是一个大休闲吧。有书、钢琴,还有很多凳子。进教室必须先通过这个休闲吧。每次经过,对孩子们或许就是一次洗礼。收获了自我,就收获了规则。

我始终认为,帮孩子建立良好的关系,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,而教材、课程,只是建立关系的工具。人是关系的动物,社会是关系的产物。有了好的关系,才可能有好的教育。(作者:詹大年)

关键词: 丑小鸭中学 问题孩子 民办初中 毕业时间